2020年10月15日，江囌徐州一位52嵗的男子，“逃亡”30年後，實在難忍内心的煎熬，便主動到警察局自首，然而讓人感到意外的是，警方核查後發現其並無涉案信息。據男子描述，他自認爲的“打鬥事件”發生於1990年的一個夜晚，只是隔天聽到警笛聲，就以爲警方是來抓他的，於是開始逃亡，一逃便是30年，而就在10月16日，他才得知雙親早已離世。
說實話，如果僅以敘事的視角看待這樣一件事情，總覺得這更像是一個故事，而非一個“案情”。雖然，媒體在複盤“當事人”的“逃亡心路歷程”時，盡可能的做到事無巨細，但是礙於篇幅和嵗月的單調，也只能把30年的煎熬濃縮成輿論可想象的圖景。
其中較多的篇幅提到：“不敢住賓館”，“不敢交朋友”，“不敢聯繫家人”，甚至“聽到警笛聲就心頭髮緊”。雖然在一定程度上，這好像是在爲彌合“我不想再繼續逃下去”而做的邏輯鋪設。但回到真實的人生裡，貌似沒有“真實身份”的生活確實也沒什麽意思。
很多時候，我們在看待“自首案情”時，除卻要直面其中的“自首呼訏”，更爲重要的一點是，對於個體來講一定要珍視自己的人生，盡可能地遠離犯罪的邊界。從某種意義上而言，所謂的“打鬥事件”也只是酒後群架，但可能他自己覺得把人家打傷或打死，所以内心充滿不安，以至於附近的“警笛”響起，就能讓其出逃30年。
要知道，30年前家附近的“警笛”到底是不是因爲男子所講述的“打鬥事件”而起，今天來講已經不太好追查，畢竟確實太久遠。但基本的推定中，沒發生命案應該是可以確定的。所以，對於“未涉案”的理解，其實只是排除大的刑事案件的可能性。
畢竟，要只是酒後打鬥而沒出什麽大的損傷糾紛，一般也不會被立案，但不見得警方不會過問。並且，就1990年那個時期，真要是酒後鬥毆的案情，只要不出人命，確實也並不會被過度關注。所以，就“逃亡30年後自首得知未涉案”來講，更像是命運跟“當事人”開了個玩笑。
從某種程度上而言，如果不設身處地的去複盤“當事人”的處境，可能大概率會把這件事情當作悲劇來看，當然從整體的概況而言，“案情”的底色確實是悲劇的。但是，這裡面也能不排除，當年的“打鬥事件”確實沒有把人打傷的可能性，要不然當事男子怎麽那麽害怕呢？
所以，絕對的說他是無辜的，可能還有些爲時尚早，但就“未涉案”的結局來看，“逃亡30年”確實有些殘酷。從某種意義上來講，他的内心應該是千頭萬緒的，但是即便自己真正意義上解脫了，卻不見得能高興起來。畢竟，30年對一個人意味著什麽，這不需要過多解釋。
他雖然在逃亡的30年裡，有自己的“自由生活”，但是卻大概率上見不得光，起碼從他自己的内心投射來看是這樣的。所以也能理解，爲何警方在告訴他未涉案時，他會哽咽出聲。因爲他早已習慣了自己逃亡的身份，突然有人明確地告訴他並沒有犯罪，這似乎會擊垮他内心的根本支撐。
與此同時，媒體在報道這則“自首新聞”時，特意提到雙親早已離世，意在烘托“逃亡代價”的深重，可事實上，比起雙親不在的悲慼，他前半生的“社會性死亡”之態才更令人感到觸目驚心。我們雖然不能完全感受到，一個人自認爲犯下重罪的内心焦灼，但對於“無辜的逃亡”而言，卻莫名的悲從心來。
於此，在看待這種反轉的新聞時，可能絕大多數人都會泛起一種想象：“要是他早一些自首多好”。只是，人生從來就是一場酷刑，越是不敢面對，越可能被打得滿地找牙。存在主義哲學說，上帝死了，我們自由了，我們可以選擇，並因此爲選擇付出代價。
可事實上，絕大多數時候，我們根本無法選擇命運，而只能選擇面對命運的態度。就以逃亡30年後自首的男子而言，他意識到心安的重要性，才捅破30年的彌天大謊，所以，很多時候，貌似只有心安的人才會遇見安心的命運。否則，人生若浮萍，總是處於流離失所之中。
另外，相較於“願你走出半生，歸來仍是少年”式的美好祈願，其實絕大多數人也只爲活個心安理得。熊培雲說：“我相信人的一生是身體下坡，靈魂上坡的過程”。這似乎用來標注“自首者們”的人生再恰當不過，只是，不見得每一個罪孽深重的人，都能在人生之末有所回響。
說實話，逃亡30年後自首的男子高興不起來可能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總算找到心安的歸處。如果他一生都在逃亡，可能在彌留之際也依然不會瞑目。“雙親離世”自己不知道，這確實令人感到悲慼，但比起重新找到人生的自由，一切都似乎可以釋然。
生而爲人，難免會時常反芻人生的意義。即便總有人說，人活得沒有意思，但是還是會爲更好的人生不懈努力。世人命運有別，不過是在世事之中分飾各角，沒有人不是一座孤島，與其詛咒海水，不如建造船舶。只願52嵗的男子，在逃亡半生後，還能找到生活的意義，而這似乎比自首本身更有力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