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10月15日，江苏徐州一位52岁的男子，“逃亡”30年后，实在难忍内心的煎熬，便主动到警察局自首，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，警方核查后发现其并无涉案信息。据男子描述，他自认为的“打斗事件”发生于1990年的一个夜晚，只是隔天听到警笛声，就以为警方是来抓他的，于是开始逃亡，一逃便是30年，而就在10月16日，他才得知双亲早已离世。
说实话，如果仅以叙事的视角看待这样一件事情，总觉得这更像是一个故事，而非一个“案情”。虽然，媒体在复盘“当事人”的“逃亡心路历程”时，尽可能的做到事无巨细，但是碍于篇幅和岁月的单调，也只能把30年的煎熬浓缩成舆论可想象的图景。
其中较多的篇幅提到：“不敢住宾馆”，“不敢交朋友”，“不敢联系家人”，甚至“听到警笛声就心头发紧”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，这好像是在为弥合“我不想再继续逃下去”而做的逻辑铺设。但回到真实的人生里，貌似没有“真实身份”的生活确实也没什么意思。
很多时候，我们在看待“自首案情”时，除却要直面其中的“自首呼吁”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，对于个体来讲一定要珍视自己的人生，尽可能地远离犯罪的边界。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所谓的“打斗事件”也只是酒后群架，但可能他自己觉得把人家打伤或打死，所以内心充满不安，以至于附近的“警笛”响起，就能让其出逃30年。
要知道，30年前家附近的“警笛”到底是不是因为男子所讲述的“打斗事件”而起，今天来讲已经不太好追查，毕竟确实太久远。但基本的推定中，没发生命案应该是可以确定的。所以，对于“未涉案”的理解，其实只是排除大的刑事案件的可能性。
毕竟，要只是酒后打斗而没出什么大的损伤纠纷，一般也不会被立案，但不见得警方不会过问。并且，就1990年那个时期，真要是酒后斗殴的案情，只要不出人命，确实也并不会被过度关注。所以，就“逃亡30年后自首得知未涉案”来讲，更像是命运跟“当事人”开了个玩笑。
从某种程度上而言，如果不设身处地的去复盘“当事人”的处境，可能大概率会把这件事情当作悲剧来看，当然从整体的概况而言，“案情”的底色确实是悲剧的。但是，这里面也能不排除，当年的“打斗事件”确实没有把人打伤的可能性，要不然当事男子怎么那么害怕呢？
所以，绝对的说他是无辜的，可能还有些为时尚早，但就“未涉案”的结局来看，“逃亡30年”确实有些残酷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他的内心应该是千头万绪的，但是即便自己真正意义上解脱了，却不见得能高兴起来。毕竟，30年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，这不需要过多解释。
他虽然在逃亡的30年里，有自己的“自由生活”，但是却大概率上见不得光，起码从他自己的内心投射来看是这样的。所以也能理解，为何警方在告诉他未涉案时，他会哽咽出声。因为他早已习惯了自己逃亡的身份，突然有人明确地告诉他并没有犯罪，这似乎会击垮他内心的根本支撑。
与此同时，媒体在报道这则“自首新闻”时，特意提到双亲早已离世，意在烘托“逃亡代价”的深重，可事实上，比起双亲不在的悲戚，他前半生的“社会性死亡”之态才更令人感到触目惊心。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感受到，一个人自认为犯下重罪的内心焦灼，但对于“无辜的逃亡”而言，却莫名的悲从心来。
于此，在看待这种反转的新闻时，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泛起一种想象：“要是他早一些自首多好”。只是，人生从来就是一场酷刑，越是不敢面对，越可能被打得满地找牙。存在主义哲学说，上帝死了，我们自由了，我们可以选择，并因此为选择付出代价。
可事实上，绝大多数时候，我们根本无法选择命运，而只能选择面对命运的态度。就以逃亡30年后自首的男子而言，他意识到心安的重要性，才捅破30年的弥天大谎，所以，很多时候，貌似只有心安的人才会遇见安心的命运。否则，人生若浮萍，总是处于流离失所之中。
另外，相较于“愿你走出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”式的美好祈愿，其实绝大多数人也只为活个心安理得。熊培云说：“我相信人的一生是身体下坡，灵魂上坡的过程”。这似乎用来标注“自首者们”的人生再恰当不过，只是，不见得每一个罪孽深重的人，都能在人生之末有所回响。
说实话，逃亡30年后自首的男子高兴不起来可能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总算找到心安的归处。如果他一生都在逃亡，可能在弥留之际也依然不会瞑目。“双亲离世”自己不知道，这确实令人感到悲戚，但比起重新找到人生的自由，一切都似乎可以释然。
生而为人，难免会时常反刍人生的意义。即便总有人说，人活得没有意思，但是还是会为更好的人生不懈努力。世人命运有别，不过是在世事之中分饰各角，没有人不是一座孤岛，与其诅咒海水，不如建造船舶。只愿52岁的男子，在逃亡半生后，还能找到生活的意义，而这似乎比自首本身更有力量。
